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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格:给未来城乡规划师们的几点建议

发表时间:2017/11/22 14:05:52 来源:互联网 点击关注微信:关注诚博娱乐微信
人物档案刘太格,“新加坡概念”和“居者有其屋”的主要倡导者,曾任新加坡规划局的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曾先后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并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评审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带来先进的设计理念,也对中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直言不讳。以下是他对于理想城市规划的几点看法,希望此期内容能对相关从业者有所启发。“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刘太格认为,建设现代理想城市首先要打好基本功,特色建筑只是“锦上添花”,不能本末倒置。以新加坡举例。刘太格说,新加坡在整个80年代,主要做的都是些基础设计工作。早期曾有外国专家到新加坡后认为新加坡太素太单调,缺少城市活力。“我给我的同事说不听他们的话!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刘太格认为,真正好的城市,首先是为人们的居住提供最好的城市功能。其他一些特色建筑如体育城、综合娱乐城等是属于“性感”的东西。他认为,市民对“性感”的东西市会有兴趣,政府拿它当政绩来大家也能看见,但只有基础的东西才是人们天天感受到的。“我经常给中国朋友说,做好城市设计,重点是做好基本功,如果缺少基本功,性感的东西是浮躁的。在中国能做到整齐就是有特色,如果每一栋房子都有特色只会显得乱。”刘太格说。城市建设不能“千城一面”对于现在一些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楼房越盖越高的现象,刘太格认为,大城市有必要盖高楼大厦,因为城市大、土地压力高、地价也高,否则难以容纳市民居住就业需要。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城市无论大小都在盖高楼,这就不应该。刘太格很担心目前中国一些中小城镇都想模仿大城市的倾向。他指出中国城市的通病:大城市有什么,很多小城镇也要复制什么。比如一个乡镇也要起一个五十层高的写字楼。首先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第二你就没有扬长避短。如果说大城市迫于寸土寸金的地价不得已盖高楼,那么小城市就应该营造一种轻松、悠闲、浪漫的环境和氛围,让大城市羡慕。刘太格比喻:“城市跟人是一样的,是有‘身份’的,大城市就好像一个董事长,要穿大礼服,他太太要穿高跟鞋……中小城市可能是个青少年,乡镇还可能是个乡村姑娘。你是把乡村姑娘打扮成贵妇,这是个笑话,可是这种笑话现在经常发生。”靠拓宽道路解决拥堵是错的很多城市解决交通拥堵最粗暴的方法就是把路加宽,或者盖高架路,刘太格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因为交通拥堵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就好像人体里面的血液不通畅,不能够独立地去考虑,要从整个人体考虑。”刘太格说:“比如交通要把人从家送到商业中心、学校或工厂企业,那么你要知道商业中心在哪里,规划的路跟商业中心怎么结合,这些都是城市规划最早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建成之后再把路加宽或者盖高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新加坡很少有高架路。在刘太格看来,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因为建一条高架路,首先费用很高,第二破坏两边的环境,第三降低了高速路两侧的房价。那么,新加坡是如何做的呢?刘太格提出“卫星城”的概念:新加坡有27个城中卫星城,他们合理分布,组成了大的框架。卫星城的规模在20万到30万人口之间。功能高度齐全,不仅满足住户日常生活需求,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在自成一体的同时,很多居民可以在卫星城内得到从工作到生活的条件,节省了路途奔波的时间,增强了家人共处的宜居性,完全是一举多得的方案。“这样一来,到市中心的交通量就减少了,无形中就减轻了交通的压力。这些都需要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刘太格说。此外,刘太格尤其强调城市建设快速路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代交通堵塞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快速车和慢速车挤在一起,所以快速车快不了,慢速车也慢了下来。“你看在新加坡从东边到西边,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因为快速路是绝对封闭的,所以它一方面是速度快,而且没有红绿灯,本身也体现了节能的理念。这样一来,慢速路也可以保持通畅。”刘太格说。保护老建筑不是让它孤立尘封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刘太格开始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规划项目。他一直在大声呼吁要保留城市的文化特色。“你能说出哪两个城市的地貌和历史是一模一样的吗?这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东西,尊重它们就是保护城市特色;毁掉它们,就等于抹去了城市的基因符号。”刘太格认为,一个真正的规划师必须对城市的自然地貌和历史文化心存敬畏。在它们面前,规划师只是仆人。出任新加坡规划局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后,刘太格干了件自认为很“得意”的事:保留了25个老城区。这些承载着新加坡记忆的老城区是刘老顶着压力,硬着头皮保住的。在刘太格眼中,中国的山水、植被、农村处处恬美,凡是老城都有明显的特色。每一次他在中国做地貌、历史调查,都感叹中国的自然美景和历史文化太丰富了。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懂得珍惜,对老建筑、河道、丘陵随意破坏。“一座城市没有老房子就像一个人没有记忆。”刘太格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紫禁城”,这个“紫禁城”其实就是城市的老建筑,他认为应该把老建筑当作神圣的紫禁城一样保护起来。但保护不等于尘封。”刘太格认为,老建筑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它理应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新加坡的历史不长,只有200年,但是我们列入保护的历史建筑有7000多处。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新加坡,不仅有现代化的地标建筑,还是一个有独特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感的城市。”刘太格自豪地说。城市规划不能太短视在对新加坡城市规划中,刘太格坚持了几个原则,首先一条就是必须有长期的规划,至少要求有50—60年的前瞻。当时新加坡只有300万人口,刘太格当时按100年的年限、550万人口来规划新加坡的建筑和布局。这个在当时已经被认为非常超前的规划,如今却也有些小小遗憾。刘太格算过,20年后,新加坡的人口就将直逼550万大关。原先100年的规划,新加坡只用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胆子放得还不够大!规划要做就做N年的!”他认为,亚洲城市的规划不用担心估计的人数太多。规划时间一定要长一些,人数一定要多一些,不用担心不可靠,在适当的幅度上达到一种远程的预测是有可能的。刘太格打了个比喻:城市就像一个饭碗,饭碗做得太小,里面的饭越来越多,硬压下去,碗就被撑破了。换言之,城市规划得太小,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城市各种系统崩溃掉。如果碗规划得很大,米饭总是装不满,那就多加一些汤、菜什么的,即是多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这样人生活起来也更有幸福感。在新加坡的地铁规划上,刘太格再次证明了远期规划的优越性。1972年,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新加坡未来10年内将产生地铁需求。于是政府就开始买地、组织拆迁,预留地铁的土地。到了1983年地铁正式动工时,政府用的实际上是10年前的土地负担价和拆迁成本,因此,新加坡的地铁造价是当时被誉为全球最低的,省下来的钱,足以支撑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类似利用规划来节省成本的例子,在新加坡的建设历程中十分常见。中国城市规划困局刘太格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政府的规划思路有很大关系。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领导的任期太短,总要在任期内拿出一些有震撼力的建筑。却没有考虑完善长远的规划,“不客气地讲,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杂货店'。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做少数亮点的工程。”在中国,刘太格参与了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但很多原先做好的规划只有部分付诸实践,有些城市甚至全盘放弃了他的所有规划。他说自己的方案如果执行的时候能保留15%,就是成功;能保留30%,就是高度成功。“在中国各个城市,能不能保留到15%,还要看他们官员和规划局规划师的素质,也就是说和地域没有关系,和当政者的素质有关。当然我也要设法说服他们,规划是高度抽象的,所以每次给他们看规划,就是上一堂课,我不仅是做规划工作,还是做教育工作。我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完善,方案执行的正确性就越高。”刘太格说。本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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